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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州彩票:伏特加如何奴役俄罗斯人

更新时间:2022-08-12 | 来源:九州彩票平台 作者:九州彩票官方网站

  新的“禁酒令”总是引起俄罗斯民众的强烈反抗,从而为政府对民众新一轮的剥夺创造借口:看,俄罗斯人就这样,没有伏特加就活不了……在这一苦难循环中,真正屹立不摇的是伏特加政治——利用伏特加的麻醉作用,专制政府把人们变成行尸走肉,甘受折磨,他们反而成了最坚定地维护专制制度和剥削的群体,使其永远持续。

  斯大林在位最后几年的核心圈子(从左至右):米高扬、赫鲁晓夫、斯大林、马林科夫、贝利亚、莫洛托夫。他们常在晚间聚饮,酒宴中颇有强制灌酒、互相打闹等场面,令人联想起彼得大帝的酒局。

  “不喝伏特加,你还是俄罗斯人吗?”在今天俄罗斯,这仍是一句流行的劝酒词。

  民调显示,大多数受访的俄罗斯人提起“俄罗斯”,首先会想起“伏特加”,其次才是“北极熊”“套娃”“三弦琴”之类。谈到未来最大挑战,仅10%的受访者提到“国家安全”“经济危机”“人权问题”,25%至30%的受访者提到“”“犯罪问题”,50%至60%的受访者认为是“酗酒和毒瘾”。

  在俄罗斯,伏特加仍被称为“俄罗斯人的灵魂”“俄罗斯人的上帝”,其代价是:1994年,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仅57.55岁,与非洲的加纳不相上下。2019年,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67.5岁,却仍比女性少10岁(《伏特加政治》一书中记为12年,非最新统计)。

  首先,俄罗斯人天生爱酗酒。其实,500年前,俄罗斯人只在宗教节日时饮酒,且无人彻夜痛饮。

  其次,俄罗斯人喜欢烈酒。其实,古代俄罗斯人几乎不碰伏特加,穷人只喝格瓦斯,富人则喝蜂蜜酒、葡萄酒等,酒精度均不超15度,伏特加(一般是40度)可能是从波兰传入的。

  其三,伏特加是美味。其实,伏特加没味道(今天酒厂会掺入各种香料,均非本味),饮用它和把它涂在皮肤上,感觉几乎一样——灼痛。用老炮们的说法是:锤子敲打胃部的冲击感。

  1863年,圣彼得堡的德裔商人开办了Keller y K厂,专门生产伏特加,4年后,该厂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,图为该厂女工们正在进行装箱作业。直到今天,伏特加仍占俄罗斯人酒类消费的70%。俄罗斯男人一年要喝180瓶伏特加,平均每两天喝一瓶。

  伏特加生产成本低,易混入毒素,让人癫狂、失明和死亡。为何却成了俄罗斯的“国酒”?难道俄罗斯人的身体中真有所谓的“伏特加基因”,不喝就难受?《伏特加政治》从政治人类学视角,揭出真相:伏特加是沙俄专制主义强加给人民的毒药,目的是榨取税收。

  为让人民多喝伏特加,沙皇变身为俄国最大的酒馆老板——皇家特许上千家小酒馆深入社区,只卖垄断的“官酒”,连葡萄酒都不能卖。最多时,沙俄政府收入的1/3来自伏特加。

  伏特加毒害了俄罗斯人的身体,也毒害了他们的心灵。到俄罗斯的外国人难以理解:为什么这里以劝人多喝酒、把人灌醉为荣?

  随着酒后失态成了人人必有的经历,人们不再反思、批判酗酒文化。于是,新的“禁酒令”总是引起民众强烈反抗,从而为新一轮剥夺创造借口:看,俄罗斯人就这样,没有伏特加就活不了……在这一苦难循环中,真正屹立不摇的是伏特加政治——利用伏特加的麻醉作用,把人们变成行尸走肉,甘受折磨,他们反而成了最坚定地维护剥削的群体,以使其永远持续。

  《伏特加政治》从生活“小事”入手,梳理出伪传统是如何制造与延续下来的,呈现出制度对个体“微殖民”的全过程,既惊心动魄,又平易近人。

  马克劳伦斯希拉德,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,曾就读于布林莫尔学院、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大学,拥有博士学位。他还有另一个身份:兼职古董打字机修理工。

  为什么灌醉别人在这里会是一种荣耀和尊重的标志;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灌酒而醉倒在桌子底下,他会觉得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。莫斯科公国的人确实很擅长鼓励和说服别人饮酒。如果其他说辞都行不通,就会有一个人站起来,提议大家为大公的健康举杯。

  16世纪初,哈布斯堡皇室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公国,其中成员赫伯斯坦留下如此记录。他发现,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地位不稳固,几大贵族正激烈地展开权力争夺。

  伊凡从小便没有任何道德观念:他折磨小鸟,把小狗从皇宫的城墙推下,打猎时率手下突袭村庄,殴打农民,并他们的女儿。

  1547年,16岁的伊凡登基,他拒绝莫斯科大公的称号,改称自己是沙皇(他是史上第一个沙皇)。为迎娶小贵族之女安娜斯塔西娅,伊凡宣布戒酒。正当人们为伊凡的“成熟”感到兴奋时,安娜斯塔西娅离奇死去。

  伊凡开始沉溺于酒精中,经常举办宫廷酒会,他用大号酒杯喝酒,装的都是烈酒,还逼大臣们也如此,谁不服从,就让人大声嘲笑:“看啊,这里有个人,这个人不想在您的宴会上跟大家一起享受欢乐,就好像他是在指责和嘲笑您跟我们都是酒鬼一样,虚伪地假装自己是正人君子!”

  伊凡因残暴,被后人称为伊凡“雷”帝。他可能想不到,他的酗酒传统后来被发扬光大——彼得大帝也常酗酒,逼大臣们和他一起喝醉。400年后,绰号“钢铁人”的斯大林亦如此。“钢铁人”原本不太喝酒,晚年却沉浸于晚宴中。

  贝利亚曾说:“我们必须喝醉,越快越好。我们越快喝醉,这个宴会就越快结束。”在宴会上,贝利亚会在赫鲁晓夫的大衣后背贴上Prick(笨蛋)字样,后者喝醉欲睡时,贝利亚会先在床上撒泡尿。赫鲁晓夫有时被“钢铁人”命令跳一种半下跪的民间舞,有时赫鲁晓夫也和其他常委联手,将喝醉的常委推进游泳池……

  伊凡“雷”帝、彼得大帝、“钢铁人”都擅长用自以为幽默的方式劝酒,祝酒词中充满威胁的字眼。

  如此恶习,为何能代代相传?在《伏特加政治》中,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:国家机构最重要的三个功能是防范叛乱、保卫国家和开发社会资源。在俄罗斯,伏特加完美地实现了以上全部功能。

  伊凡“雷”帝、彼得大帝、“钢铁人”发现,喝醉的人会说出真相,甚至他喝醉的方式,都能透露许多信息,经常灌醉手下是最方便的防范叛乱之道,这让聪明人只好装成傻呵呵、自带喜感的弄臣。

  伊凡“雷”帝(1530年8月25日——1584年3月18日)又被称为恐怖的伊凡,他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,建立沙皇专制政体。

  伊凡“雷”帝更大的“发明”,是建立了Kabak制度,皇家给小酒馆发特许状,垄断伏特加销售,每间酒馆每年上缴几千卢布,“构成帝国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”,从而实现了开发社会资源的目的。巅峰时,伏特加垄断收入占国家收入的1/3,即使到20世纪末,苏联每年仍能从中得到1700亿卢布,占全部收入的1/4。

  在前现代国家,酗酒是常见现象,美国当年也被称为“醉鬼国”,独立战争前,美国小酒馆是独立者们的大本营,酒精刺激起人们的反叛精神,他们聊得热火朝天,共商抗英大业。可俄罗斯小酒馆文化迥异,老板必须在宣誓效忠皇室、不卖假酒、鼓励顾客多喝伏特加之后,才能拿到特许经营权。他们异常冷漠,有时还主动充当沙皇的密探,顾客之间极少寒暄,只是默默喝酒、把自己灌醉,换来“我是自由的”的错觉。于是,俄国酒馆不仅不会刺激起人们的反抗精神,反而成了孱弱社会中,抚慰孤独的安慰剂,从而起到保卫国家的作用。

  伏特加难入口,不利于推广,可伊凡“雷”帝把它改造成了统治工具。伊凡“雷”帝为什么看上伏特加?因为它有几大特点:

  其二,蒸馏中易生杂醇,混入酒中,会给饮者身体造成巨大伤害,有此威慑,消费者信“官酒”、畏“私酿”。

  据人类学调研结果,人们聚餐时常选更刺激的食物,以营造“共苦”的体验,“共苦”可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,在人与人关系高度冷漠的沙俄时代,伏特加这种让人身体难受的烈酒,成了“够朋友”“够爽快”的证明,大受欢迎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伏特加是沙皇送给人民的毒品,它药劲儿强、利润大、隐蔽性强,因与沙俄时代的种种缺陷完美契合,得到沙皇青睐。

 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科技等领域进行西化改革,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大国之一。俄罗斯人喝伏特加时要从喉咙里发“咕噜”声,相传是彼得大帝留下来的规矩。

  和伊凡“雷帝”一样,彼得大帝也迷恋宫廷酒宴。二人都有担惊受怕的童年,都靠侥幸登上皇位,都无法抚平内心的恐惧。彼得大帝酒量惊人,“早上要喝1品脱的雪莉酒和1瓶白兰地,然后喝下8瓶干白葡萄酒再去剧院”。在他举办的宫廷“疯玩疯饮疯笑集会”上,他设置了可怕的“雄鹰的惩罚”——当场喝下1.5升至2升伏特加酒,一般情况下,受罚者饮后立刻晕倒。

  “雄鹰的惩罚”主要针对违反酒局规矩的人,定罪全凭彼得大帝一句话,相当随意,甚至喝酒前吃菜都可能被罚。彼得大帝借此夸张“男子气概”,把它作为俄罗斯告别过去、走向近代化的力量。

  瑞典外交官斯特隆伯格说:“彼得大帝让莫斯科的居民处于同样的恐惧之下,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沙皇或其所爱之事的反对。”

  彼得大帝似乎一直在努力融入欧洲文明,他以改革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,可他的“文明举动”经常吓坏欧洲使节。据普鲁士大使普林茨回忆:一次晚宴,彼得大帝命令手下带上20名囚犯,他每喝一轮酒,就砍掉其中一人的脑袋,然后建议大使们跟上他喝酒的节奏。一位欧洲大使说,没必要在宴会上玩残忍,彼得大帝却回答说:没有什么比犯人的血更适合作为神的祭品了。

  在现代转型阶段,各国都经历了“禁酒运动”,这是一个文明化过程。可让欧洲历史学家深感疑惑的是,彼得大帝处处学习西方,偏偏不学禁酒,反而沉溺在野蛮的酒局中。那么,他究竟是向往文明呢,还是向往野蛮?

  17世纪中叶,东正教宣布伏特加是魔鬼的发明,销毁了所有相关文件,导致今人无法知晓伏特加的早期历史。图为伏特加酒的蒸馏车间。

  在开疆拓土方面,彼得大帝的伏特加政治还真有效果。比如他把侄女许配给库尔兰(一个曾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,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附庸)公爵,婚礼上,库尔兰公爵不胜酒力,被彼得大帝灌死。第二天,彼得大帝便以继承人的身份,“合法”吞并了库尔兰。

  这一招后来也被“钢铁人”发扬光大,不论是纳粹外交官里宾特洛甫,还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,都曾饱受莫斯科酒局之苦。勃列日涅夫也曾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灌得“精疲力竭”,而尼克松总统“早已酩酊大醉”,然后他开始劝说二人在谈判中让步。

  彼得大帝去世后不久,他外孙的未婚妻叶卡捷琳娜二世(即叶卡捷琳娜大帝,与彼得大帝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并非一人)发动政变,成为女沙皇。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复杂——准备足够多的伏特加酒,这使她能指挥超40名军官和1万名士兵。

  政变中出现了一些意外,士兵们索要更多的钱,叶卡捷琳娜二世说,我已没钱了,一切只能等政变成功后。看在伏特加的面子上,士兵们相信了她。

  俄国历史学家克罗契夫斯基说:“这场革命就这样结束了。这是我们所知的革命中最轻松、最微妙的一场,革命中没有任何人流血,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‘女性革命’。”其实,政变真正的主角是伏特加,此后沙俄诸多宫廷阴谋中,伏特加均充当了重要角色。

  虽然总有人称“伏特加文化”,但揆诸事实,伏特加政治绝非文化,而是赤裸裸的没文化,它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。

  伏特加政治最可怕之处在于,作为驭民工具,它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愚民。其中也包括神奇的“杰出历史学家”波赫列布金。

  传说波兰在1978年公开就“伏特加酒”一名的商业专用权将苏联告上法庭,宣称伏特加起源于波兰,而非俄罗斯。俄罗斯今后不可再用“伏特加酒”一名,否则要交巨额罚款。俄罗斯人大为光火,却找不到文献记录予以批驳。于是,“民科”波赫列布金拿出了自己的多年“研究成果”。1982年,他成功证明俄罗斯人比波兰人早几十年生产伏特加,从而赢得了判决。波赫列布金为此写出一本畅销书《伏特加酒的历史》,出版它的人是《日瓦戈医生》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孙子。

 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(1845年3月10日-1894年11月1日)请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提高伏特加质量,从此伏特加的酒精含量固定在40%。

  2000年,波赫列布金在公寓中被人刺死,他一生低调,作为禁欲主义者,偶尔才会喝一点伏特加酒,他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大门上了无数把锁。杀手是如何入室的?为什么要杀他?该案至今未破。

  随着时间推移,越来越多学者发现,《伏特加酒的历史》所引材料大多查无出处,他还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,他精算出俄罗斯人发明伏特加酒早“几十年”,却在书中不肯透露依据是什么。

  在今天,大多数学者认为波赫列布金是个被民族主义情绪蛊惑的骗子,而进一步研究更让人惊掉下巴:波兰人压根没就伏特加的原创权提起过诉讼。伏特加酒多达几百种,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工艺。根据《国际商标法》,“通用术语不受法律保护”,而伏特加是典型的通用术语。

  许多波兰人不喝伏特加,也不关心它来自哪里,且波兰伏特加生产商与俄国同行关系密切,根本不可能去西方法庭上诉。显然,伏特加产地之争是一个根本讨论不清楚、也没必要讨论清楚的话题。可在俄罗斯,许多大型涉外商业单位都有《伏特加酒的历史》,售货员一遍遍对“外宾们”讲述着“俄罗斯普通人挫败波兰专家窃取文化”的神话,没人质疑此事真假,他们只想知道“伏特加是俄国的”,就足够了,可伏特加真能算是一笔文化财富吗?

  不论第一杯伏特加酒产自哪里,直到16世纪,伏特加才在俄国民间流行。当时俄国发生了农业革命,三田制(又称三圃制)提高了谷物产量。谷物不易保存,匆忙上市,会导致价格下行,影响农民收益,于是,他们开始用谷物制作伏特加酒。

  17世纪中叶,伏特加的消费已经一发不可收拾,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都欠小酒馆的债,许多农民喝醉了无法耕种土地。

  当时俄罗斯人日常不饮酒,宗教节日才是“豪饮期”,因间隔长,所以每到“豪饮期”必烂醉。沙皇的私人医生、英国人柯林斯在1671年记载说:“大斋节,俄国人民都沉迷于各种放荡行为和享受中,而到了节日的最后一周,他们喝起酒来的样子,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紧握最后喝酒的机会。”

  传统俄罗斯社会等级森严,到处充满压抑,普通百姓只能用“豪饮期”释放情绪。早期俄罗斯人只喝低度酒,“豪饮期”对身体的伤害有限,随着伏特加酒的出现,“一下子就摧毁了各种社会禁忌、文化禁忌、道德禁忌和意识形态禁忌”。

  当时乡村缺乏公共场所,沙皇特许的酒馆一开张,便成社交中心。1850年代,俄国旅行家普罗塔西耶夫对俄国农民疯狂饮酒的习俗感到震惊,他问一个酒鬼,为什么喝酒。那人回答说:“那里(指酒馆)的诱惑太大了,我自己不喜欢这样喝酒,但我又能怎样呢?……就好像它召唤着我,我就走进来了,而一旦我心情不好,也可以来这里。”

  最糟糕的现代与最坏的传统有机结合。于是,个人主义被扭曲成自暴自弃,自由被误读为自私放任,休闲被低级趣味填满,共同堕落被解释成集体主义……“农民并不会发现伏特加酒正是他们所遭受奴役的根源,而是把它当做逃往自由的脱身之道”。

  这一过程是沙皇刻意引导的结果,既使自己利益最大化,又能化解现代性对传统制度带来的冲击。

  伏特加的泛滥植根在人性的幽暗上,它鼓励纵欲、良知泯灭、粗暴野蛮等,是一种腐败的力量。端起伏特加酒杯,人就不会再认真地与人性恶抗争,一旦成为习惯,难免外化为社会的普遍腐败。

  1850年代,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搞过一次调查,向45名地方高官发放问卷,问他们能否拒绝受贿,只有两人表示会拒绝。在《尼古拉一世传》中,作者写道:“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群体自觉行为了,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是非常可怕的,但想要消除这种环境的影响却是不可能的。大失所望的沙皇将使者报告扔进了火堆。”

  早期腐败正发端于Kabak制度,小酒馆老板宣誓效忠沙皇,可为了追求利润,他们习惯了在伏特加中掺水,甚至自己偷偷酿“私酒”,40度的伏特加,经常被冲淡到27度。沙俄缺乏官僚机构,只好采取包税人制度——谁出钱多,谁就可以当沙皇酒馆的老板。该资格每四年审核一次,成为腐败者们的狂欢节。

  包税人制度是中世纪一种低效率的制度,既伤害百姓利益,也伤害沙皇利益,可在官僚机构的集体蒙蔽下,沙皇被蒙在鼓里。1680年,盐和伏特加的包税占沙俄政府收入的53%,有的州2/3的收入来自伏特加包税,税务员每年可从包税员手中拿到2.4万卢布的贿赂,是他工资的3倍。

  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想从包税制中分一杯羹。沙俄警察与税收关系甚远,所以想出来的办法最有“创造性”:将伏特加酒藏在燕麦袋中,放在马路中间,运燕麦的农民以为是前面马车掉下的,立刻捡起藏匿,可关卡的警察会及时发现他在“走私”伏特加,农民赔上全车燕麦的钱,仍无法脱身。

  这个伎俩至今仍存,莫斯科一些禁止停车的道路中间常有一包看上去贵重的东西,哪个司机敢下车捡,俄罗斯警察会迅速出击,罚他个违章停车。

  税务外包员掠夺民间,沙皇却允许他们佩剑,表示他们是皇帝的使者,“在伏特加酒税外包制度下,这个国家的人民被自己的国家洗劫和掠夺着,却没有任何权力或机会来控诉洗劫和掠夺他们的罪犯”。

  伏特加、沙皇集权、腐败构成了一个稳定三角,前者出钱,中间出权,后者出人,相互支撑。

  对于伏特加政治的奥秘,车尔尼雪夫斯基、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都曾有所揭露,当时俄罗斯民众对此不满意,但在伏特加的腐蚀下,除了说些有趣的风凉话,很少抗争。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拉里说:“自伊凡雷帝时代起,历代沙皇均极其富有,而他们统治的国家却非常贫穷。”

  在伏特加政治的稳定三角外,还有一极在支撑,即军队与伏特加的密切关联。从彼得大帝时代起,沙俄便采取划片征兵的方法,一个区必须征多少人当兵。

  沙皇军队服役期长、装备差、生活艰苦,只能靠伏特加来强化管理——干得好,可以得到更多的伏特加,这是基层的主要激励手段。在沙俄时期,伏特加是战备物资,有专门的生产系统、运输系统。战争时,很难找到车皮运回伤兵,可伏特加酒总能及时运到前线。

  士兵们喝醉了,就能忍受恶劣的环境。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进入沙俄军队后,学会了暴饮伏特加,回到地方,他们又成推广伏特加的主力。

  在日俄战争中,俄军从沙皇,到总参谋部,到一线指挥官,再到普通士兵,经常喝得醉醺醺,导致大败。当时国外军事评论评论员指出:“一支军队最主要的敌人就是这个国家的道德病态,俄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有着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,却无法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打败日本人,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,而是这个国家自身的问题。”

  末代沙皇(前排居中)尼古拉二世(1868年5月18日—1918年7月17日)全家合影,他发布了“禁酒令”,因时机不对,带来灾难性后果,退位后,全家被杀。

  因日俄战争的惨败,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巨大的、要求改革的声音,末代沙皇意识到伏特加政治是造成俄罗斯困局的关键原因,推出了“禁酒令”,因此丧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政府收入。大臣们阿谀说,不喝酒,人民的劳动力会提升,能“很快”弥补税收损失。可结果是,俄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唯一主动缩减财路的参战国,随着“一战”惨败,沙皇政权再也无法维持。

  孟什维克一度主持局面,但“阿芙乐尔号”巡洋舰的一声炮响,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。不过,“十月革命”有一些让人遗憾的细节:阿芙乐尔号只发了几枚空包弹,水兵们没参与进攻,只是占领了附近的两个小酒馆。攻占冬宫时,对方抵抗力度甚小,几乎没有伤亡,可一些起义者闯入沙皇的地下酒窖,许多人因醉死亡,还有一些人被冻死。

  列宁坚决反对酗酒,他将伏特加政治视为俄罗斯苦难之源,因而延续了末代沙皇的“禁酒令”。上世纪20年代,斯大林决定取消“禁酒令”,因为建设现代化急需资金,恢复伏特加垄断,至少可以给政府带来12%左右的额外收入。斯大林的想法可能是,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后,再重拾“禁酒令”不迟。

  然而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,苏军初期遭遇重大损失,为挽回局面,只有诉求沙俄时期的爱国主义。列宁曾指出,如果复归沙俄时期的爱国主义,就意味着革命失败。可局势窘迫,斯大林只能铤而走险。在沙俄式爱国主义的鼓噪下,伏特加酒又重新被视为“俄罗斯人的灵魂”。“卫国战争”从开始到结束,高层决策大多是在酒后做出的。

  赫鲁晓夫时代、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曾出台“限酒令”,二人后来的失败常被戏谑地解读成:谁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对伏特加的热爱,谁挑战这一底线,谁就会下台。

  在《伏特加政治》的作者看来,这种说法毫无道理,两次“限酒令”都产生了积极后果,问题不出在限酒令上,而是国营垄断的供给渠道任意抬高价格,引发民众不满,误以为是在掠夺民间财富。而“限酒令”的失败,清晰表明了传统伏特加政治的可怕——它在不断自我复制,仍常游弋于理性约束之外。

  刀子从来不会主动杀人,必须有人操纵它才行。坏事务必然要借治理的缺陷、人性的缺陷自我扩张。伏特加纵有千般害处,如果无人从中获利,没有板结的既得利益集团,它就不可能如此普及,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。

  从好的一面说,在普京期间,伏特加税收在政府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,已至2%—4%左右,堪称无足轻重,这给政府主动清除伏特加政治提供了契机。从坏的一面说,腐败、堕落等因素依然较广泛存在,它们有动力让伏特加政治还魂。

  在政治层面,伏特加政治似已不是主流,但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能长期无法消除,包括生育率下降、涉酒家暴给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、男性寿命短造成的家庭残缺、女性饮酒率迅速上升、伏特加巨大利润催生的地下黑市……在俄罗斯,80%的谋杀案与40%的自杀案与酗酒相关,而30%在孤儿院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会成为酗酒者。

  伏特加政治还有一个重要副产品,民间的戏谑精神,当政府推出“反酗酒运动”,并以一只松鼠做形象代言时,市场上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新的伏特加酒品牌——松鼠牌。

  没有改变的意愿,就永远不会改变;不以落后文化为耻,它就将千载传承;不关注世界,只看自己,难免把脸上的污渍当成鲜花;不追求精神高度,沉迷于当下快乐,早晚会被大趋势所淘汰。

  “戒酒运动”是走向现代化中的重要环节,沙皇出于私利,人为打断了这一进程,如果把这误会成宝贵传统、民族骄傲,则伏特加政治就不可能被终结。不想走向现代化的人,必然被现代化所抛弃,俄罗斯用500年铺就了一段痛史,而何时能终结它,目前尚难定论。